从熙宁七年十二月到任密州以来，这一个多月，苏轼过得紧张而焦虑。他上书丞相论密州蝗灾以及手实法之祸患，又上奏状请求减免税收。年底大雪，让他又喜又忧。转过年来的元宵，灯火冷淡，箫鼓入耳，又让他百感交集。他还不知下一步该怎样照拂一城百姓，更不知自己因为秉公直言而不得不离开京城、辗转州郡的人生旅途会折向何处，他一时恍惚起来，唯有回忆能暂时给他慰藉。我们切不可误会苏轼，说他好逸恶劳、喜奢厌俭。作为杭州通判和密州知州，他对两座城市抱有同样的责任与爱。在士大夫苏轼面前，它们是平等的；在诗人苏轼面前，它们的形象又是落差明显的。苏轼坦荡呈露落差，是审美本能使然，更是人生哲学使然——他想认真对待命运的变迁。此刻他还没有成为“东坡”（黄州始有东坡之号），但他已经意识到并开始处理后来苏东坡所要面对的重大人生问题：如何在命运面前保持主动？范仲淹曾号召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可是谁能做到？怎样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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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工作正式启动后，工作专班在常委会党组的领导下，扎实开展法典编纂工作。全面深入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党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持续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最新重要讲话精神，从全局和战略高度研究和把握生态环境领域问题，并贯彻落实到法典研究和编纂工作中。广泛收集整理国内外研究资料，密切关注国内外理论研究成果和实践发展情况，深入研究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工作的特点，积极与生态环境法学界进行沟通交流，通过召开座谈会、调研走访等方式认真听取有关方面和专家学者的意见建议。针对法典的篇章结构、重点难点问题、具体制度等，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深入研讨、总体设计和方案比选。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生态环境法典各编草案（征求意见稿），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审议后，发往有关中央国家机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学术研究机构和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工作机构等共132家单位征求意见，并赴有关地方进行调研，听取意见。工作专班根据各有关方面反馈的意见对法典各编草案稿作了进一步的修改完善，并就一些重点问题与法典编纂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等有关部门进行密切沟通，广泛凝聚共识。经反复研究和修改完善后，形成了生态环境法典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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